我与福彩的半生缘

我在民政部门上班,因为工作,我和福彩有一种别样的情缘……

搪瓷脸盆是见面礼

最早接触彩票是在1988年的冬天。那时的福利彩票叫有奖募捐券,人们把买彩票称作抽奖。

年关将至,父母多给了10元零花钱,加上我的书法作品被县文化馆展出,兜里又将多4元稿费。

“有钱了!”我一阵欢喜,飞一般地跑到文化馆。

“抽奖了,抽奖了!一元一次,抽中有奖,抽不中就当做好事!”文化馆前,几个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吆喝着。手绢、肥皂、茶缸……五花八门的奖品摆在桌子上,十分诱人。

“抽张试试?”一位工作人员拿着奖劵问我。

试试就试试,我用几张钞票换了几张奖券。

“没中。”“没中。”“还是没中!”

“算了,小兄弟,你就别抽了!”工作人员看我心急,便好心劝说。

“4元稿费还没领。”内心一番盘算后,我将兜里的最后1元递了过去。

“红桃K,瓷盆一个!”

奖品总算到手了,然而文化馆答应的稿费要等到展览结束才能领取,这意味着我只能靠双脚走回家。

到家鞋一脱,才发现脚底磨出了泡。母亲抱着我,眼泪汪汪。我却端着脸盆,傻傻地笑。

第一个工作任务是卖彩票

从重庆民政学校毕业后,我被分到了贵州都匀工作。第一次远离家乡,当地人的饮食、生活习惯不尽相同,让我有种背井离乡的孤独感。

“是小罗吧?听说你写得一手好字,文章也写得不错,还当过宣传委员。”时任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民政局副局长的尹明珊操着一口与我家乡话很像的贵定口音,很是亲切。“我看过你的档案,明天到局里上班!我们正在准备国庆节的彩票销售,大伙儿研究一下销售方案,你就负责宣传。”

第二天,我不但承担了宣传工作,还参加了方案制订、维护活动现场秩序等。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那次即开票卖得很火爆,活动很成功。

后来我时常往返贵阳、遵义和凯里等地,负责现场销售相关工作。

1994年除夕那天,为筹备活动,我错过了吃饭的时间,只好上街找地方吃,然而所有饭店都已关门。又饿又冷的我回到办公室,拨通了老家的电话,却什么也说不出,除了窗外起起伏伏的爆竹声,什么也没听见……

又是一个除夕夜,在完成龙里销售现场的工作后,我马不停蹄前往下一个工作地独山。作为所在车厢唯一的乘客,我与4名乘务员在火车上迎接新年的到来。

1999年国庆节期间,我负责在荔波举办的200万元大奖组销售,10小时就销售一空,打破贵州省单日销量和时销量纪录。在省福彩中心领导安排下,我撰写的总结文章《找准时机、选对地点、制造气氛,破解即开票销售难题》在全省推广、学习。

2000年,我与相恋的女友走进婚姻殿堂,为我们主持婚礼的正是当年接收我到民政局工作,带领我与福彩结缘的尹明珊。

告别大奖组 迎来电脑票

福利彩票占据了我工作的大部分时间,在我的影响下,家里人也开始关注彩票。

电脑票刚上市时,下岗的表哥申请了一家福彩销售站。

“今天卖得怎么样?”

“一块豆腐钱!”

开店初期,销量并不好,我们便号召亲朋好友帮衬着一起买。

“老婆,看今天的报纸了吗?咱们中了‘22选5’一等奖!”

“真的?”

“真的!”

电话中,我和妻子把开奖号码核对了多次,两人都激动不已。除去个人所得税,最终获得31996元奖金。

这笔钱成了我们小两口购房的首付款,从此告别低矮潮湿的老房子。

慢慢地,来表哥店里买彩票的人多了,站点还中出都匀地区第一个双色球一等奖。

大奖带来了人气,销量也随之节节高。表哥将站点由兼营改为专营,又先后中出双色球一等奖、二等奖。

经营福彩站带来的稳定收入让表哥一家人生活有了保障,家中两个孩子的教育不用愁,还换了新房子,买了新车子。后来,表哥作为优秀福彩站业主受邀去北京参加“走近双色球”活动,福彩圆了他畅游祖国首都的梦。